周颂伦：日本的“满蒙”危机意识与“9.18”事变

——记第二十三期学术沙龙

12月5日，我校于稽山校区研究基地大楼E228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三期学术沙龙，本次沙龙题为“日本的‘满蒙’危机意识与‘9·18’事变”，主讲人是周颂伦教授。研究中心金健人、王宗杰、李先瑞等教授专家出席，东语、西语教师参会。本次讲座由研究中心丁晨浩老师主持。

首先，周教授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入手，他指出，1904年出版的《满蒙历史地理研究》是270卷的《满蒙史地研究丛书》的第一部。而通过具体研究之后人们发现，“满蒙”一词，正是当时日本国为了将该地区与中国本土分裂开来而创造的词汇，而这种表现也更多地流露在当时日本的外交活动中。

于是，周教授便从近代外交所产生的条约和体系出发，详细而清晰地为我们展示出一条近代外交下潜藏的体系变化链：威斯特发里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体系。周教授强调道，所谓“体系”，便是为解决纷争而诞生的利益妥协的产物，而近代的条约外交又多属于秘密外交，其出现的基础便是两方及两方以上存在一个共同的“假想敌国”。所以，近代历史中所出现的体系，其背后大多隐藏着诸多列强帝国之间的潜在利益妥协，并最终以其中一方取得最大的话语权作为暂时的结束和下一次战争的导火索。这种结局也是不平等条约反正义反正当的性质所导致的，再加之国际公法或国际法是缺乏强制性执行力的，这种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化倾向也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国家关系和国际局势。

然后，周颂伦教授讲回到近代日本的条约外交上来。他从1872年的《日清修好条规》开始，认为该条约并非是部分教材上所认为的“平等”条约，最多也只不过是“对等”条约。而且，该条约也是“深藏陷阱”的，因为其第一条强调朝鲜是“自主之邦”，目的在于否认中国清朝对李朝朝鲜的册封与“保护”，为日本模仿西方列强行使“条约外交”制造了“法律依据”。从此日本或利用机会，或制造“由头”导致冲突，便可凭借不平等条约获取利益。接着，周教授又用具体而清晰的历史图片向与会教师们展示了何为用“利益线”保护“主权线”，以及通过一张近代日本对外关系的饼状图证明了近代日本的核心利益在于“满蒙”的这一事实。

最后，周颂伦教授从海军军缩会议、十月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中朝两国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满蒙生命线、日本的政党政治等多个方面为我们解析了日本在满蒙地区累积的危机因素，也由此导出了日本“满蒙危机”的由来。整场讲座史料详实，逻辑清楚，与会的教师在周教授的讲述下，均对于当时的那段历史有了更加细致和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