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仓：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与形态

——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化研究院第二十六期学术沙龙

2019年3月21日，第二十六期学术沙龙在我校稽山校区研究基地大楼E228会议室举行，李贵仓教授以“西方知识暴力的历史与形态”为题，为我校教师做了一堂精彩的讲演。本次讲座由科研处副处长徐中意教授主持，研究基地史忠义、吴国良、魏大海、许金龙等专家出席，英语学院、东语学院、西语学院和大外部30多位教师参加。

第一阶段，李贵仓教授讲述了西方知识暴力从产生到发展这一两千五百余年的历程。他主要介绍了四个代表性人物：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古罗马将领阿里安（Arrian）和20世纪的西方学者斯图亚特·米勒。其中，希波克拉底是历史上首位认真对待人种差异、并开始从人种学角度分析东西方人差异的人；而亚里士多德则是在他的《政治学》中将希腊人独立于欧洲之外，并对亚洲人进行了性格和相貌上的贬低；至阿里安时期，他将古希腊人看作永远的自由人，而将古罗马人看作永远的征服者，亚洲人在他眼中只适合为奴；而近代的斯图亚特·米勒在他的作品《不受欢迎的移民》中，则继承了前人的种种傲慢与偏见，继续对中国人的形象进行妖魔化。李教授认为，西方知识暴力的传统由来已久，它是一个强大的认知系统、书写系统和知识传播系统，立足于西方自我的可完善性和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对其他民族和文明建构的“知识”产物。而对这一文化现象来说，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非客观地描写和反映其他种族和文化的现实，转而用一种妖魔化或他者化的手法将“异族”塑造为本民族的对立面，继而从文化意图和逻辑必然性两个方面确立起本文明行为的正义性及合理性。

第二阶段，李贵仓教授对“如何看待西方知识暴力”这一话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在本阶段中，李教授先从西方殖民话语语境下的“恐惧说”出发，他认为，西方将知识暴力当作对殖民地人民反抗活动的反映，这一说法是不成立的。第一，这一说法本身就是殖民主义话语语境下的产物，其中本就隐藏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倾向；第二，西方知识暴力中的某些形式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中的“事件”模式，其本质是将人类之恶集中于一人一事，并同时用这一人代表其身后的整个种族，事实上仍是对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的妖魔化，这一点在18世纪末西方对世界民族的分类和分级倾向上展示的最为明显。

此外，在严谨的架构下，李教授还列举出大量有力的实例来证明他的观点。如在西方世界非常流行的“傅满洲”（FU MANCHU），就是一个历经20多位作家以及7、80部作品共同塑造出的“邪恶且智慧的中国人”文学形象，这一形象的始终风靡即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长期潜在敌对情绪；而在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前所未有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中，他企图用细菌战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灭绝整个中国，全文毫无情节可言，也没有人物塑造，既非科幻，亦非寓言，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堆充满着种族歧视的文字；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黄祸文学”的创始人罗默（Pohmer），“傅满洲”的这一经典种族歧视形象就是出自他的笔下，并在之后的数十年内一直成为中国人“恶”的代表，这一风潮至今仍然兴盛不衰。

总之，正如福柯在《有序世界》和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大致表露出的那样，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认识早已脱离了其初衷，而变为了一种对他者故意的妖魔化塑造，不再是为了“认识什么”，而是开始为了“隐藏什么”。这一结论印证了李教授的观点：不同文明间在最高层面或最核心层面上是不可调和的。故此，当代学者在研究中多应遵循一种多元的态度，尊重差异，放弃“正确”或“错误”的零和思维，这样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话语，达到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

会后的交流阶段、史忠义教授、许金龙教授、吴国良教授、吴学忠教授、徐中意教授分别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出发对李贵仓教授提出了相关的专业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李教授的讲座主题具有政治、现实、战略三重意义，非常有讨论价值，而本次讲座也在热烈的交流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