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王理行教授在稽山校区继续带来文学翻译专题课。课程以“论文学翻译批评——以《红与黑》和《堂吉诃德》的汉译批评为例”为题，围绕文学翻译批评的内涵、标准、主体及具体案例展开。

课程开篇，王老师阐释了“批评”的双重内涵。狭义的批评多见于日常生活，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学术领域的批评，则基于美学阐释，依托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对象，评判其是非优劣。文学翻译批评，是指从美学意义上通过运用一定的理论与方法对文学翻译作品进行梳理分析，评定其是非优劣。他强调，学术性的翻译批评绝非单一挑错，需兼顾正反两面，既要发掘优点也要正视不足，最终目的是推动翻译事业健康发展。

在翻译批评标准上，王老师梳理了译界代表性标准，包括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刘重德的“信、达、切”，以及他本人提出的“全面忠实观”，即忠实于构成原作有机整体的一切要素，包括其内容与形式，内涵与外延，宏观与微观，以及读者效果等方方面面。这一观点在上堂课已详细论述，此次再次呼应以强化学生认知。他同时指出，实践者的目标与批评者的标准如果一致，双方共同的文学翻译事业就有可能步入井然有序的正常轨道，否则易导致批评领域混乱。

随后，王老师围绕“翻译批评应由谁来做”展开讲解。他明确指出，批评主体并非局限于专家学者，读者，文学译作爱好者，新闻媒体的编辑、作家，文学评论家，发表出版文学翻译作品的期刊、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外语专业出身而极少涉足文学翻译的专家学者，有一定的文学翻译实践并对文学翻译批评有所思考、有所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着文学翻译批评。这些批评可以分为对照原文与不对照原文的批评两类，它们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结合自身翻译与编辑经验，王老师认为可靠的批评，应由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扎实的相关理论背景的专家对照原文开展，以保证批评的专业性与客观性。他尤其强调文学翻译实践经验对可靠的文学翻译批评的必要性。

王老师进一步讲解，出色的翻译既要经得起“读”，即语言通顺且逻辑清晰，让读者能够较好理解译文，与此同时，也要经得起“对”，即对照原文考察忠实度。具体而言，批评需综合考虑翻译过程中的各类制约因素，辩证看待结果，才能得出客观结论。同时，应秉持与人为善、相互启发、共同提高的态度，目的是提升翻译质量、推动行业发展。

关于如何批评，王老师认为可从三方面比较：译文与原文所表达的世界是否一致，翻译方法与原文创作方法是否契合，译文和原文对读者的意图、目的与效果是否一致。此外，可通过比较不同译者克服同一障碍的应对措施来探讨解决翻译难题的办法，研究如何提升译文质量。

为让学生直观理解翻译批评，王老师结合两个经典案例展开分析。第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许钧教授联合《文汇读书周报》发起的《红与黑》汉译大讨论。王老师详细梳理了各方论者的主要论点。许钧本人积极参与这场讨论，并与参与讨论的作者，《红与黑》的译者许渊冲、罗新璋、郭宏安、郝运及《文汇读书周报》和国内其他有关报刊始终保持着联系，把握和掌控着这场讨论的方向。尽管参与的各方观点不尽一致甚至针锋相对，讨论的形式也多种多样，但讨论健康有序，无谩骂攻击。这场讨论，可视为我国各派富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的一次大论战，是文学翻译诸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大爆发。不论是在什么理论指导下，严肃的译者总认为自己的动机和追求是为了提供一个读者喜爱的堪与原作媲美甚至超越原作的译本，但《文汇读书周报》上《红与黑》汉译读者意见征询的结果却表明，译者的动机和追求与读者的反应不尽一致，更多的读者更青睐全面忠实于原作的译文。王老师认为，讨论的意义不在于固守单一理论，而在于发掘不同翻译理论指导下的每一个经译者精雕细琢的译本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为翻译实践注入动力。许钧教授组织的《红与黑》汉译讨论，是他自己一直提倡的科学、健康、富有成效的文学翻译批评的一次成功尝试。

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全国范围内的《堂吉诃德》汉译讨论，涉及杨绛、董燕生等名家的译本，围绕译本“点烦”等问题展开。杨绛译本删去了原文重复啰嗦之处，被董燕生斥为不忠实于原文的反面教材，引发广泛讨论。王老师自己也曾参与这场讨论，他结合“全面忠实观”提出，原文的“烦”译者无权删减，应“就烦译烦、就简译简”，译文自身的冗余则需删干净。他表示，此次讨论中，双方大致上是在各说各的，而且有的人明显带有一定的情绪，而情绪化的表达显然不利于翻译学术讨论正常而深入地进行。

整堂课条理十分清晰，见解深刻。课程效果也较好，课堂上学生就授课内容与王老师积极互动，氛围活跃，学生们对文学翻译批评这一领域有了更为全面的理解。

供稿：周成龙

一审：王敏

二审：李贵苍

三审：朱新福